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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酸楚的布达佩斯机场之夜 (第1/3页)

    这是一九九五年二月的一天。

    这天，天阴得很沉。

    晚饭后，起风了。

    足有五六级的风，带着野性的粗蛮和混横，呜呜地嚎叫着，那咆哮声音似猛兽的吼叫，又似破玻璃碴子一样地往人胸口上搓，令人一阵阵恐惧和惊骇。冷瑟的夜空中，大块大块黑糊糊的浓云怪兽似的在冲撞，时隐时现的灰白灰白的月亮，好像被吓呆的小女孩的脸，可怜巴巴地东躲西藏，眼泪洗面，一派凄恻。

    风的恐怖，云的狰狞，严寒的肆虐，使往日璀璨耀目的布达佩斯一时间陷入惊悸之中。

    “爸，我妈让您马上回去！”正在“华联会”办公室埋头看材料的张曼新听到喊声，猛一抬头，见长女欢欢和三子乐乐急匆匆地走进来，表情显得很紧张。

    “出什么事啦？”张曼新霍地站起，双眉直插鬓角。

    “没出什么事。”欢欢答。

    “没出什么事，你们这么慌慌张张地来叫我急忙回家干什么？”张曼新脸一沉，两眼冒着不悦。

    “是我妈派我们来的。”乐乐抢着回答。

    “我知道是你妈派你们来的，我是说她派你们来的时候说过因为什么事儿没有？”张曼新的话连珠炮似的，显然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似乎预感到什么不测。

    “咣当”一声爆炸似的巨响，接着一股巨浪般的狂风，把张曼新和欢欢及乐乐同时吓了一跳。

    是紧挨着张曼新办公桌面前的一扇玻璃窗不知怎么被肆虐的狂风刮开了。

    “我妈什么也没说，就说马上让您回家。”机灵的乐乐急忙上前关好窗户，转过身来如实地说。

    “好。我们马上回家。”张曼新为了弄明实情，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材料，急匆匆往家里赶。

    张曼新一进寝室，见妻子朱宝莲伏在被子上哭得好伤心，肩胛一耸一耸的，似乎受到了什么欺辱。

    “宝莲，怎么啦？”张曼新见状，眉毛一耸，急切地问道。

    “还不是因为你总跟人家过不去？”宝莲猛地挺起身来，一脸的怨艾。

    “怎么，他们又打恐吓电话啦？”张曼新目喷烈焰。

    宝莲讷讷地“嗯”了一声，接着强忍伤感地告诉张曼新，今天发现有几个陌生的人鬼鬼祟祟地在他们的住宅周围转悠，联系到前几天有人扬言要杀张曼新一家的恐吓电话，她担心小女儿菲菲遭绑架。因为，在他们一家人中，朱宝莲和张曼新都有自己的事业，每天早出晚归；蹦蹦、彤彤和欢欢也都在搞贸易，并成立了自己的兄弟公司，整天忙得不行；乐乐虽然年岁小一点，但也是十六岁的小伙子了，最近又给“华联会”开车，不会出问题；惟有八岁的菲菲，放学后常常一个人回家，既没有反抗能力，也不懂得自卫。华人社会中的恶势力，要报复张曼新，最容易得手的是在菲菲身上打主意。所以，朱宝莲很怕，而且越想越怕，便急忙派欢欢和乐乐把张曼新叫回来，商量一下怎么办。

    “要是菲菲有个好歹，我也就不活了！”朱宝莲说完又哭了起来。

    “这些流氓！”张曼新如狮般怒吼。

    看来，华人社会中一些恶贯满盈的歹徒真想拿张曼新和他的家人开刀了！

    应该说，张曼新对这种后果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就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华联会”主办的《欧洲之声》报发表《关于惩治邪恶，维护安定团结》的紧急呼吁书后，实际上身为“华联会”会长暨《欧洲之声》报社社长的张曼新，就与华人社会中的恶势力公开宣战了，彼此将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你想，在这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惩处者与被惩处者能“和平共处”么？

    所以，被“华联会”惩处的华人社会中的罪恶势力一定会首先把张曼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故而，张曼新的一家人整日里为他提心吊胆。儿子们轮流放下生意，当他的司机和贴身护卫。

    彤彤发表在《欧洲之声》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我的烦恼

    张彤彤

    我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多，缘由是我父亲引起的。

    我的父亲张曼新是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会长。为人正直、仗义，嫉恶如仇，已被此地的华胞所公认。虽说为华人做公益的事情，我作为儿子应该支持，但是，人总是食人间烟火的。特别是在国外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意事业，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应该是非常要紧的。

    可我的父亲，将这一切都没有放在眼里，每天都在为“华联会”及在匈华人的事业而无昼无夜地奔波。

    ——华人公司被黑社会抢劫了，找他投诉；

    ——公派公司的几十万美元的货物被人骗了，要他出面与有关人员协商；

    ——华胞的身份无故被警察局弄黑了，向他反映、诉苦。

    ——甚至，个别华人被警察驱逐出境没路费，也找到我爸，要求解决。

    每天家里从早上至深夜，来访者、电话铃络绎不绝，极少有空闲，除非我爸不在家。所有作为一个家庭而应该具备的环境气氛，全被破坏。

    他做生意没时间了，可每年还得往“华联会”搭进一大笔钱。

    这些事情，我都忍了，反正我们家人多，不缺我爸花的钱，但要命的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华联会”协助匈警察局打击在匈华人犯罪活动后，我们全家人都跟着他过不好日子了。在华人里出头露面的都是他，可他要打击的都是些手里持枪、杀人越货的老手啊。

    为此事，我们几个兄弟日夜提心吊胆地护卫着有严重心脏病已五十岁开外的疲惫不堪的父亲。……

    爸爸为在匈华人的公共事业积了这么多的怨，如果有人要报复……我们几个兄妹为此苦苦哀求爸，要花我们自己的钱给他雇几个保镖，但遭到他的拒绝。

    没办法，我们兄弟只得自己日夜跟着他。虽然他很不乐意，可我们跟着他并不是要沾他什么光，而想到的是他的安全。万一有事，同其他人都没有太大关系，可我们的家就要塌了天了！

    我爸没日没夜地为“华联会”工作，这我们没意见。他在“华联会”工作中廉洁奉公，有时竟然到了“迂腐”的程度，我有时候都感到不可理解。我无偿地给他这个“华联会”会长当保镖，可每当他以“华联会”会长的名义请客吃饭的时候，却让我饿着肚子在外面等着。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

    “爸，我也是为公家办事，工资不但没人发，莫非连顿饭都不管吗！”可我爸却说：“你是我儿子，儿子为老子服务，天经地义，可饭钱是公家的，是大伙的，你吃了，不了解情况的会说我利用会长职务搞特殊。”这是什么逻辑？但又不能与他较真儿。

    我挺不情愿这种局面可又不得不忍受。不能有自己的正常生活，不能做自己的生意，没有节假日，真烦死了！

    时隔几个月，张曼新的三子乐乐也以《我的烦恼》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欧洲之声》报上。张曼新的儿子们是这样写的，那么他的女儿们又是怎样说的呢？

    一次，张曼新的长女欢欢直率地对他说：“爸，我看您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精神支柱，您根本不顾家，不管家。家里人都理解您，可您理解家里人吗？您也不能太过分了，无论干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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